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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尚书·大禹谟》中的语境跟《论域·尧曰》一样，仍是天之历数在汝躬。

于是，中和新说就与道统的内容，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而当个体之心成为对象，实际也就是把心当成了本体。

他的结论是，修其本以胜之。只有《大学章句》、《中庸章句》才是自己亲手所撰，因此，此二书才是朱子思想体系核心。但必须承认朱子这样做也自有其道理，因为可以说心统性情一开始就是被朱子排佛之文化政治目标所选择或必然达致的理论形态或目标，即在个体论视域里，把儒教义理内化于心，并具体落实为可操作的工夫论形式。这也是它为什么能很快被忽必烈接受，很快在日本朝鲜落地生根的原因。所以，当它由一种个人安身立命方案通过众多个体行为呈现为社会现象和思潮，动摇瓦解政治秩序和文化认同的根基，就不能不与儒家所代表的社会主流价值发生冲突。

杨维桢《宋金元三史正统辨》提出的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正是道统意义的这一用法。细加深究，这种心智高低的不同处理实际潜藏着对心性工夫的重视以及相关操作的期待。当然，由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是以六经为学术基础的，当经学成为官学时儒学自然也成为统治学说。

后罢之则以董仲舒对策,专崇六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四方学士，皆师尊之。其中解经编从第一篇到第三十七篇，近一半的篇幅，充分说明春秋公羊学在董仲舒思想中的比重和地位。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

难道说朝廷的大政方针同国情悖缪不符而朝政日坏，以致出现了今天这种局面？或者出现这种过失是因为违背了古时圣王的治国之道？有逾越常理的地方？这说明董仲舒试图使汉武帝效法尧舜禹文武周公这些圣王，以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汉书·董仲舒传》）。这就是说，天人之间是有感应的，天意仁。

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熊十力说：儒学以孔子为宗师，孔子哲学之根本大典，首推《易传》。董仲舒的老家——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汉人认为六艺（六经）是儒学的学术基础，《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

就是说，王者以中道行政，仁民爱物，才能治理好国家。董仲舒认为在《春秋》中上天以祥瑞或灾异的形式所体现的赏善罚恶性能是以仁为标准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另一方面，董仲舒再以五常道德价值为本，借用五行结构相生原理对政府机构之间互相协助进行制度设计，试图以伦理秩序为基础重建政治秩序。与民休息，则黄老之说为胜。

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

《国语·楚语上》中楚国大夫申叔时谈论如何教育太子的一段话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信息: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春秋繁露·奉本》）实行礼乐教化，天下就会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春秋繁露·立元神》），同时，统治者还必须用法，正法度之宜（《汉书·董仲舒传》），他的《春秋》决狱是把儒家经义应用于法律实践的第一人和代表人物，通过引礼入法集中地体现了汉代礼法融合的趋势。

对此后儒多有认同，苏舆《董子年表》曰：仲舒学术尚仁，而有时主刑，所以为大儒也。(《春秋繁露·俞序》)董仲舒还通过《春秋》中的具体事实来说明孔子是如何表达以仁道为价值标准评判历史事件，褒贬历史人物的：爱人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于吴，鲁得意于齐，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迩，敌国不可狎，攘窃之国不可使久亲，皆防患为民除患之意也。不爱，奚足谓仁？仁者，爱人之名也。董仲舒精通五经，尤致力于《春秋》公羊学的研究和传授，有《春秋》公羊学的多种著述，《汉书·董仲舒传》称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二篇。这说明,《论语》《孟子》等在汉文帝时曾立于学官,号为传记博士，后武帝取消了《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只立五经博士，从此确立了经学而不是儒学的官学地位。《汉书·武帝纪赞》记载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说明当时真实的情况是抑黜百家之学而提高孔子的地位，提升六经（六艺）为官学。

董仲舒天人合德思想显然是对《易传?文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天人合德之说的发展。司徒尚义，臣死君而众人死父。

（《春秋繁露·仁义法》）仁是发自内心对他人的同情爱怜，这种爱不仅仅对人，还有扩展到天地万物，具有了博爱的意识。孔子自言‘好古敏求，又曰‘述而不作，曰‘温故知新。

如果是不仁不智而有材能，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推荐既有邪狂之心，又有僻违之行，会做出许多坏事来。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

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汉书》董传引）认为他才超管仲、晏婴，比方伊尹吕尚，可以辅佐帝王以致太平。真儒就是指事君廉直，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因此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自然不会欣赏他。董仲舒吸收道家无为思想，主张君道无为。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他以王道之正，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即正不正，反之王道之正。

苏舆注：《春秋》之旨，以仁为归。管（仲）晏（婴）之属，霸者之佐，殆不及也。

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他认为阴阳之道是天地运行的常道，天地之常，一阴一阳（《春秋繁露·阴阳义》），而天地之间的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都受阴阳之道的支配，最基本的如上下、左右、寒暑、昼夜、君臣、父子、夫妻等等。

盖公羊之学，后有胡母子都。在仁义礼智信五常中，仁居于最核心的地位，也是《春秋》王道的内核。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讥天王以致太平，刺恶讥微，不遣小大，善无细而不举，恶无细而不去，进善诛恶，绝诸本而已矣。

毛苌、董仲舒,最得圣贤之意朱熹说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朱子语类》卷137)仲舒识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国平天下',如说‘仁义礼乐皆其具。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

仁是正面爱人，智是反面除害。《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

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汉书·叙传下》班固述董仲舒云：谠言访对，为世纯儒。